刚才有人把《我早说过我这人没涵养》（以下简称《没涵养》）发给了我，我看了看。今晚刚好没事儿，就闲扯几句吧。

我上篇文章贴出来之后，msn上有一哥们问我，你怎么现在跟这帮小孩儿混啊？我回复：这俩人我都只见过一次面，我只是不大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已，谈不上混，我不跟任何人混，我想跟着混的人都死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小孩了，18岁以上都是成年人。谁也别卖老，谁也别装嫩！

所以，你的《没涵养》中反复说“前辈”、“前辈”的，我觉得有点不妥，讨论问题还分什么前辈不前辈啊。你写道：“反倒是有前辈老师非要不请自来站我面前惺惺作态谆谆教导”，你怎么那么容易被人教导呢？至于“不请自来”，博客这东西吗，不就是大家“不请自来”地发表不同意见的吗？

你在《没涵养》一文中提到了“不是成心毁我，就是真是大傻逼”，发表不同意见不是教导谁，更不是要毁谁，只是陈述观点，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就好象我在你的《没涵养》里其实学到了许多东西，正面的、反面的都有。这年月，毁一个人是一多耗大的工程啊，谁有那功夫啊，更何况素不相识的人。那按照你给的俩选项，我既然不是想毁你，就只能是个“大傻逼”了。容我好好想想啊……嗯，我承认，绝大多数时候，在生活和命运面前，我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傻逼。

我先是在老罗博客上看到转载了你《没涵养》的片段，然后去你的博客看了全文，我觉得你的文中透露出你现在从事的专业应该是和广告策划之类的相关的事，而且一些地方我这个外行看着就是挺专业的。我的本意是提醒你这样的专业人士看一个东西除去专业评价，是不是还要有其它的考量？就是我博客中的看法：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折腾这么多钱，做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大秀吗？

你的《没涵养》在最后提到的“等我也活到了他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可万万不要变成他这个操性”，您能不能别那么没出息，我们凭什么活成别人那操行啊，是吧？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谁多牛逼，咱也不用惦记着将来向他一样牛逼；或像我这么硕大的大傻逼，你也别担心将来活成我这操行。而且你放心，你铁定活不成我这操行！天底下的人，没重样的，牛逼、傻逼，都绝不重样儿。

今天是个好日子，北京的天很蓝，祝东东枪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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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大喊“牛逼”的人，听闻竟然有批评之声，于是愤怒了，写了下面的话：

您当然可以对一切事物都冷眼旁观挑三拣四，您当然可以做一个专业说风凉话的，您当然有权利永远翻着白眼儿打量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觉得任何东西都入不了您的法眼。我只是觉得，您要是一辈子都不曾有那么一两次被什么东西打动，要是您一辈子都只会挑剔而不会欣赏，您的人生不会太无聊了点么？

还有一个被开幕式上的童声独唱《歌唱祖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人，迁怒于批评之声，还形象地描述左派右派在饭局上掠夺他幼小纯真的心灵的画面，这些成年人为了争取到他左右开弓、轮番上阵。我们这位纯真少年不喜欢被如此的政治毒素污染，愤然掏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名人名言，抛开胸膛，展示自己善良的心。

前者叫东东枪，后者叫王老板。俩人我都见过一次，王老板更是因为我反对同性恋的个人观点和他进行过网上辩论，在那次辩论中，我被王老板及他的拥趸者认为是“脑残者”。

从那次辩论到现在，我很少陷入这种实际上大有演变为人身攻击趋势的辩论了。东东枪、王老板都是青年才俊，我一介老夫，闲云野鹤才是我的人间正道，陷入这种无趣的争吵，纯属瞎耽误我这如血残阳般的残存光阴。

不过，我还是执拗不过我那颗媚俗的心，舍不掉对世间俗事的隐，憋不住了，就又跳出来嘚逼嘚。

东东枪的论理是这几年最流行的辩词，王朔“信口雌黄”那阵子，这样的话到处都是，不信你去搜搜。还需要再加上这几句：你们这些老不死的，只能靠反对的声音让自己的鸡巴勃起了，诸如此类。王老板的态度则更是值得玩味，时而自由主义的刀光剑影，可一旦别人的意见与他相左，就立马翻脸，或以激烈言辞攻击之，或以温情脉脉软化之，要么泼妇、要么怨妇，角色需要就可以摇身一变。

说回北京奥运开幕式。任何有一颗善良的心的人，都不必掏出来亮亮，就把善良的心搁在胸膛里，拍一拍，问问自己：（这叫扪心自问吧？）这么豁大的一个大Party，得花多少钱啊？中国真的富裕到了可以为了一个大Party挥金如土的地步了吗？我们都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甚至连义务教育都还远未遍地开花，掐着指头算笔账，这些钱花得是地方吗？在用金子堆出来的光影中展示古老文明的同时，这个国家的另一个美德——勤俭节约跑哪里去了？东东枪的专业眼光并不独特，让他高喊牛逼的那些个创意，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那真叫牛逼，很有钱的那种牛逼。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还在为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东借西借、还在为下一顿饭而发愁的话，你还会在空调马力开到最大的舒适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挥霍而高喊牛逼吗？

我并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开幕式直播时，我也在一间开着空调的舒适房间里看直播来着，击缶的光影几乎让我完全沉入这个政治大秀了，但好在《歌唱祖国》的童声把我拉到了现实，看清了这场大秀的背后动机。

好，现在我们来说《歌唱祖国》。奥运会首先是体育竞技，尽管现代奥运从来都没办法和政治撇清暧昧关系，但很少有奥运会开幕式把一个政党的诉求与元素直接嵌入其中的先例。《歌唱祖国》的产生背景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把这么一首歌放在这么一个场合让一个孩子唱出来，合适吗？更不必去说开幕式“和”的主题了，构建和谐社会是新一届执政者的执政纲领，可是，把执政纲领打扮成东方美学的样子在一个体育盛会的开幕式上浓妆艳抹，你还觉得这很牛逼吗？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场开幕式的基调变成了一场充满政治意味的大Party了呢？去看看历史吧，（对不起，我忘了，王老板说了，他没必要记住那些伤痕累累的历史。）或者，去看看在上世纪中国最穷的日子里同样不惜重金制造出来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吧，去看看无数朝鲜人无米下锅却依然被花巨资炮制出来的朝鲜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吧。当然，你也可以像王老板一样，扑在我怀里，悄悄蒙上自己的眼睛，娇滴滴地说：“不嘛，人家不要看嘛，人家有一颗纯洁的心哦！”

可笑的是，大导演张艺谋也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开幕式后他对媒体说：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伦敦出了个难题，他们在四年后怎么办，还有四年的时间，伦敦根本来不及准备这么一场豪华盛宴。

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中国和大清帝国时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对打肿脸充胖子的向往！

说一个与开幕式描摹的大国崛起相映成趣的我的亲历吧。8月8日那天傍晚，我从天安门往家赶，听出租司机讲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早上他送一个客人去北京市信访局，客人下车之后，过来几个外地壮汉，盘问刚才拉的客人的情况。司机说没聊天，不知道。听几个壮汉嘀咕才知道，他们是某个县政府派来跟踪信访者的，围追堵截，还是让信访者溜进了北京。于是只好兵分几路，在几个关键地带蹲点儿。他们其实只是这个奇袭白虎团中的一支小分队。

你肯定又说，我扯远了，这跟开幕式有屁关系。可是，你不觉得那么一个奢华的开幕式，和如此这般的现实反差有点大。

最后说说让东东枪大喊牛逼的、让王老板热泪盈眶的开幕式的成本：具体的数到现在都是一个谜，但有报道说，礼花每秒钟的成本就高达几万到几十万元人民币不等，而这在开幕式的全部开销中所占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张艺谋还说了这样的话：多哈亚运会开幕式花了8亿美金，我们的开销还不足其中的一个仪式呢。

可能有人说了，还有转播费、广告费呢，那可能会让北京奥运会不赔反赚。也不是没这个可能，但是，您能告诉我怎么以及到哪里能查这笔帐吗？兹要它不透明，还没监督，它就百分百是一笔糊涂账！

四年以后伦敦奥运会的总体预算将是2.5亿英镑，引起英国人的质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办奥运会，这些钱怎么花，政府就做出各种解释与承诺；北京奥运会的总体开始你知道有多少吗，比较保守的数字是20亿英镑！！！

东东枪、王老板，您二位爷的牛逼与热泪盈眶，成本也忒高了点吧。

最后想说的是，我从没听到过骨子里纯真善良的人到处嚷嚷自己善良，就像绝大多数真正牛逼的人从不嚷嚷自己牛逼。

对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附：就在我写完这篇博客的第二天中午，看到中新社的一条新闻，转摘如下：

中新网8月12日电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震撼人心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

陈其钢透漏，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对陈其钢的这个说法，部分网友表示认同，称林妙可与杨沛宜都是“英雄”。但是也有网友进行了反驳，认为“假唱不好，让小孩假唱更甚”、“请把最后一点纯真留给孩子”。

据悉，7岁的杨沛宜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开幕式后，杨沛宜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有没有觉得遗憾时，她回答说不遗憾，开幕式上有自己的声音已经很满足了。

下午去了王府井和天安门。

避孕也好，受孕也罢，反正这是个大日子。不能在家待着就是了。

选乘地铁，安检措施并不复杂，服务态度也比往常好多了。见到一中国大爷问路，大爷骄傲地拿着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服务员耐心地告诉他从哪里转乘奥运专线。

地铁里可以看到许多志愿者，还有一些胸前挂着采访证的外国记者。

王府井下来，一出地铁，就晕了——人太多了，漫山遍野的红色海洋。走到麦当劳门口，听到了此起彼伏的“中国加油”的口号声，人们的热情一触即发。麦当劳的台阶上，有一个赤膊的小伙子，是领头者，手持五星红旗，脑袋上缠着标语。挤了进去，看到有媒体在采访他，他是特地从山西赶来的，凌晨四点就到了王府井。他特地从包里拿出几张报纸，那是汶川地震时媒体对他的报道——地震后，他做了同样的爱国举动，成了新闻人物。他周围有几个人在协助他，听说是素不相识的爱国者。小伙子口号越喊越激昂，人也就越聚越多。于是招来了警察，将人群驱散了。警察态度甚好。

顺着王府井大街向北走下去，全都是浑身上下披裹着红色标志的人们，有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在街头拍摄新闻，采访路过这里的群众。一东北口音的大妈被问：“北京奥运的安全措施让你感觉到生活不便了吗？”大妈回答：“没有啊，这不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安全考虑嘛，再说，也是为了你们外国人来中国安全啊。”最后还热情地和老外说：“北京欢迎你。”

偶遇澳大利亚一交响乐团的成员，上周五他们曾在天安门广场表演，明天就要去上海。和他们简单聊了几句，他们说很喜欢北京。有很多老外也加入到红色的海洋里，他们手持中国国旗，高兴地和中国人合影，和大家一起喊着：“中国加油，中国必胜。”

快到六点了，我在犹豫是不是要去天安门，因为我不确定那里是否戒严。走到长安街南侧，得知广场两侧是开放的。于是，我拔腿启程。一路上净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姐妹们，操着各地的方言，抒发着他们的爱国热情。这些人好象是要在这里等待烟火燃放的时刻。路上警察奇多无比，几米一个，等距离。看到有许多警察已是年迈，觉得他们也真是不容易。天安门两侧几乎是中国各式保安力量的全面展示——公安、特警、保安、城管，一个也不少，集体亮相。

人群最密集的地带是倒计时牌的所在地，人们纷纷在那里合影留念。倒计时牌上的时钟指向：“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1小时29分01秒”。有一个女孩甚至把五星红旗穿在了身上，这么热的天，我有点替她担心，她是否带了痱子粉？

我带着相机和录音机，一路又是拍又是录。七点了，走到了前门楼子，寻思得回家了，总得瞅一眼开幕式吧。

说说开幕式的观感吧：1.除了击缶和点火，我几乎快睡着了。2.主题歌像是摇篮曲，催眠用的。3.中国现在是真有钱。4.央视的解说很糟糕。5.国人的创造力要么是被限制没了，要么就是根本没有？

看照片吧。

一爱国青年在王府井麦当劳门口率领群众高呼口号。喊累了，歇会儿。

“这是汶川地震时，报道我的文章。全北京的报纸都报道过我！”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爱国青年气势恢弘、豪情万丈！

从左到右：北北、京京、欢欢、迎迎、你你。

纯真的孩子。

澳大利亚交响乐团的年轻人。

轻轻的一个吻。

最后的时刻。

红旗下的……

妈妈给孩子插红旗。

百分比纯棉，百分百中国造。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

穿着国旗迎奥运。

红袖标。

汶川地震期间，这篇稿子已经做好版，发在某期《南方周末》往事版。但后来，空气紧张了，在最后时刻被上方拿下。这稿子并无什么越界的内容，只是机缘巧合，未能刊出。在这里还要谢谢编辑小磊兄为这篇稿子付出的辛苦。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2周年纪念日，在博客里贴一下吧，以示纪念那段让我惊悚半生的日子。

唐山：7.8级恐惧
平客

唐山大地震那一年，我8岁。在距离震中仅40公里的汉沽，我熬过了这辈子最难忘的三天。

我一直觉得自己能逃过那一劫活下来，纯属偶然。事实上，我并没有被埋在屋子里艰难求生的传奇经历，更没有亲人在地震中亡故的惨痛遭遇。32年来，我看了很多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故事，看得越多，我越后怕，越觉得自己很幸运。毕竟，我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还有什么比在一场毁灭性灾变中完好无损地活下来更幸运的事吗？

可是，这32年里，有一种恐惧却不时袭击着我，一旦它被启动，我身体的每一寸神经末梢就会迅速集结。我很难用文字描述那种恐惧——心忽然发慌，大脑迅速空白，伴随着瞬间的眩晕，我会觉得身处的空间一直在晃。我明知道那很可能是我的幻觉，但我还是会魂飞魄散——地震了！一定是地震了！

这世界无论哪里发生一次大地震，这种恐惧就会侵袭我一回。32年了，从未停止。当然，每次侵袭之后，它终究会逐渐褪去。但我坚信，不是我的坚强打跑了它，其实是琐碎的生活让它逐渐淡去。我常想，我身体里的这个怪兽是不是就这么跟随我一辈子了呢？

实话说，我常常自责，觉得自己很懦弱。尤其1976年之后的几年，我认识的汉字已经足够让我读懂报纸了。（那时候的报纸，字词的组合比较简单）。看着上面那些地震中的光辉事迹和豪言壮语，我恨自己，我怎么就不能像那些英雄一样面对灾难无所畏惧呢。那时候，我坚信，别人都是坚强的，只有我是懦弱的。于是，在恐惧之外，我的内心还多了一个怪兽叫自卑。

汶川地震后，和汉沽的表姐在电话里聊起唐山大地震的经历，我才发现，其实表姐也很害怕，而且怕得要死。我一直以为表姐很坚强，她曾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唐山大地震就是她把我从倒塌前的房子里救出来的，可汶川地震当晚，她却一夜没睡，烙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她说她紧张得要命，寻思万一地震了、楼房塌了该怎么逃生……诸如此类。我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官方明确公布北京近期不会有大地震的消息后，我还是约朋友找了一家酒吧待到后半夜，我们特别选了一间平房里的酒吧。

我想，对于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许多人来说，因为地震而产生的恐惧应该是异于常人吧。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坚强自然是好事，但他们那么恐惧也不是懦弱，这会不会对他们在经年累月的日子里逐渐克服深埋心底的恐惧有些帮助？

1976年7月28日的很多细节其实早已经成为碎片。汶川地震后，我特地和家人通了电话，才一点点把这些碎片拼成了一幅依然不免残缺的拼图。

1976年，我去汉沽的姨家过暑假。7月28日早上4点多，大地剧烈晃动起来，不知是谁大喊“地震了”，一家人于是都醒了。那天天气特别闷，睡觉时我们住的那间平房的窗户一直开着，表姐第一个把我扔出了窗户，然后他们先后跳窗逃生。随后，房山塌了，姨夫砸在了里面。还好，整座房子没倒，表哥、表姐马上把姨夫救了出来，姨夫受了伤，无法行动。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回忆起唐山大地震那一刻我的感受，可惜，它在我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只记得，我睡着觉，不知道谁把我从窗子里扔了出来，我跌倒在院子里，我试图站起来，但站不起来。等我终于站起来时，我发现眼前的许多房子都塌了，天边有一个大火球，很红、很红。

噩梦其实是从地震后的瞬间开始的，表姐和我都对周围响起“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印象深刻——“妈，爸，救命啊……”后来，下起了小雨，我们一家人守着受伤的姨夫在马路边待到天亮。

地震后的第一天是在简易塑料棚里度过的，塑料布是由各家各户凑起来的，也有由街道委员会发放的。那时候，人们住的大都是平房，表姐他们回到已经塌了一半的房子里取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表姐说8岁的我不哭不闹，她觉得其实地震发生之后，人往往还感觉不到恐惧。“人整个都吓傻了，懵了，还没来得及害怕呢！”

唐山大地震在我记忆中最强烈的刺激是满街的尸体。那次地震的任何细节都可能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模糊，但街边被压扁的硕大的脑袋却是32年来最令我胆战心惊的特写。表姐印证了我的记忆，她说应该是先后挖出来的尸体被摆在了马路边上，尤其是汉沽饭店旁，死尸最多，汉沽饭店是当年汉沽唯一一座楼房，地震中，整个楼全塌了，几乎没有人生还。

表姐那一年26岁，因身体原因从插队的黑龙江回汉沽养病，没成想赶上了这场大地震。地震后不久，她去找了姨夫所在的单位，姨夫得到了救助，尽管人无法动弹，但被告知伤势并不严重，只是脱臼，很快就会康复。

姨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咸菜缸，我们靠咸菜度过了最艰难的第一天。后来，街道委员会组织发放食品和饮用水，在不时发生的余震中，我们在简易棚里熬过了地震后的最初时刻。表姐觉得，应该是陆陆续续的余震让人开始感觉到恐惧的。1976年11月15日，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余震在晚上9点多发生，表姐说，当时人们已经住进了临建棚，她正躺在床上，忽然感觉天摇地动，她整个人趴在床上，吓得魂飞魄散，惊声尖叫：“地震了！”外面又是一阵“鬼哭狼嚎”。

我是在唐山大地震的第三天被从天津塘沽北塘赶来的父亲接走的。到现在我都觉得在那一刻，他是个勇敢的男人，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把我和当时同在汉沽的姐姐一前一后带回了家。一路上我看到了鼓起的土包和裂开的地面。出发之前，父亲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死活，他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人已经疲惫不堪。就在父亲已经快骑不动时，我们遇到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带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后来许多年，父亲都在念叨那个拖拉机司机。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母亲在北塘新华书店门口坐着，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她昏了过去。

逃出震中，我的恐惧其实才拉开帷幕。回家了，但余震却并不因家的温暖有任何懈怠，每一次余震都在我的大脑里种植一颗恐惧的种子。9月9日，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中国的国殇日毫无征兆地来了。当时，我们住在父亲学校操场上的临建棚里。下午4点多，学校的大喇叭里忽然想响起了哀乐，然后传来了播音员沉重的宣布：毛泽东去世了。第二天，学校迅速组织追悼会，并要求学生们以悲痛的心情悼念伟大领袖。我记得当时我斜着眼看周围的同学，他们都哭了，我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学校复课已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事了，我不想去上课，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回到教室，我坐在那里肯定会每时每刻都深陷恐惧的。我们的教室临街，10月的一天，教室忽然开始摇晃起来，全班同学迅速挤到门口，我有意无意地挤伤了自己的小拇指，疼痛难忍，但我却十分高兴，因为我有了不去上课、待在临建棚里的理由了。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一次余震，而是过街的重型车震动地面的反应。

几年后，我们终于搬进了盖好的平房。又过了几年，搬进了楼房。但每一次搬迁，对我而言，毫无喜悦可言，因为越搬越高，恐惧也越来越大。

这些年，我收集了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的唐山大地震的书籍——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让我了解了地震中的传奇与英勇；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让我知道唐山的边上有一个县叫青龙，因为一位叫王春青的地震工作者的执着，许多青龙人得以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免于难。我在上海的朋友毛向辉就是得以幸免的青龙人之一。汶川地震当晚，我们在网上偶遇，他告诉我，只要有机会回青龙，就会去看望王春青。直到今天，王春青还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很少有人知道他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

灾变中的传奇与英勇自然是可歌可泣的，但我想说的是，地震过后，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等待着我们，这是过去曾经被我们忽略的——那些从大地震中幸运生还的人，尤其尚未成年的孩子，该怎样逐渐消除可能伴随他们一生的恐惧阴影？是不是至少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知道，面对灾变，这世界不全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恐惧不是他们的错。当然，这将是一项漫长无比的工程，我不希望伴随我32年的恐惧继续袭击从地震中逃生的四川人。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极度悲观主义者，我的青春期也不怎么快乐。我常常陷入有关死亡的想象之中，它像是一个黑洞，充满恐惧的黑洞，一旦进去，得用很长时间才能逃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黑洞与唐山大地震有什么关系。汶川地震后，8岁时的记忆渐渐复苏，我忽然意识到，我对死亡持续不断的想象，是不是可以在1976年的记忆里找到些端倪？

我不知道。

开放台湾旅游那几天，接受了台湾《联合报》的采访，刊出后忽然想到有几点忘了说，是说给我的同胞，台湾人眼中的“陆客”的。

1.忍着点，别随地吐痰，别乱扔烟头。痰要吐在纸巾里，烟头要掐灭后扔在垃圾箱里。我在北京随地吐痰（少）过或乱扔烟头（较多）过，这两点需要改进。到了人家的地方，更要注意形象，一定要杜绝这两种恶习。

2.走人行横道别闯红灯。台湾人可能也有闯红灯的，但你最好别闯，给人家留个好念想。

3.别大声喧哗。台湾人说话也有嗓门很大的，但你最好别吼着说话，那功率肯定比你自己感受到的还大很多。

4.参观故宫博物院时，别激动。没错，是国民党把那些财宝运到了台湾，可你要知道，要是留在大陆，十之八九也让我们自己给毁了。

5.对绿朋友友善一些。尽量少谈什么红绿蓝，你自己必须清楚，你是去旅游的，不是去解放台湾的。即便有绿朋友跟你谈独立，不管你什么主张，友善地笑一笑。有人对你说， 你们是中国来的，也别激动。没什么大不了。还是那句话，你得清楚你去台湾的目的。

另，我的台湾系列还没写完呢，最近很想找时间恢复写下去。

另另，反波复播一直在酝酿，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现在，新页面已经出炉了，只等上传新节目了。我和飞猪会择日再开张。